画珐琅“皇家工程”造就的艺术大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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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珐琅“皇家工程”造就的艺术大观

新疆体彩网  画珐琅 清晚期 花蝶纹菱花攒盒

画珐琅“皇家工程”造就的艺术大观

  画珐琅 19世纪 花卉纹攒盒

画珐琅“皇家工程”造就的艺术大观

  画珐琅 清乾隆 黄地葫芦纹高足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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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体彩网  画珐琅 清中期 花卉纹酒壶

  博物馆寻珍录

 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(陈家祠)的丰富馆藏中,有一类精美的工艺品——画珐琅。从展柜外看着它们,感到浓淡相宜,工艺精良。许多装饰图案的“西洋风”又提醒人们,它们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。

  说到“珐琅”,很多人容易想到所谓的“景泰蓝”。的确,景泰蓝是中国传统珐琅器创作的高水平代表。但珐琅器的类型,并不止景泰蓝的铜胎掐丝工艺这一种。清代兴盛于广州,并影响了宫廷用器以及外销商品的广州画珐琅,也是极重要的代表作。

新疆体彩网  文、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

  “广匠”是瓷胎画珐琅研制的主力

  康熙时期,众多欧洲传教士,特别是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,知名者如洪若翰、白缙、李明、郎世宁等。他们把画珐琅器作为贡品,带到中国宫廷。康熙帝被其优美的造型、绚丽的色彩所吸引,决定引入这项技法。

新疆体彩网  胡继芳指出,康熙帝对外国事物相当关注,要各地方大臣注意外来的传教士, 一方面是为了禁止传教, 一方面是为发现专才以便送他们进宫供事。康熙五十六年(1717),欧洲传教士马国贤的一封信中提到“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, 尽力介绍珐琅画到宫中造办处,于是从欧洲带来的瓷器用之绘料及几件大件珐琅,使皇帝思虑要做出某些器物。皇上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……(我们)没有学过画珐琅, 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艺,画得其劣无比,于是皇帝便下旨作罢。”

  在这种情况下,康熙帝将目光转向画珐琅最先传入的广州地区。康熙五十五(1716)年九月二十八日,广东巡抚杨琳奏称找到了两位相关的工匠:一位是潘淳,“能烧法蓝(即珐琅)物件”;另一位是杨士章,“验其技艺, 较之潘淳次等, 谅可相帮潘淳制造”。于是在“捐给安家盘费”后,已于九月二十六日,让包括他两人在内的“西洋人三名,法蓝匠二名、徒弟二名,俱随乌林大、李秉忠起程赴京讫。”也就是进京报到去了。康熙五十八年(1719)六月十八日,杨琳又送“会烧画珐琅技艺”的法国人陈忠信入京。同年,法国珐琅艺术家格雷佛雷被任命为清宫造办处珐琅作匠役长,专门制造精美的画珐琅制品。

  学者周思中、易小英指出,在造办处的全国体系之中,广东的广州、江苏的江宁、宜兴乃至江西的景德镇御窑厂都在配合康熙发动的画珐琅研制活动。在康熙朝的末期,经由皇帝的大力推动,在工匠以及西方技术人员的深入参与下,瓷胎画珐琅的技艺逐渐成熟。画珐琅技法的成熟与进一步发展,主要的技术工匠应该来自广州。依学者周南泉在《明清工艺美术名匠续》中的统计,清代雍正、乾隆年间能查找到名字的宫廷画珐琅工匠包括戴恒、邹文玉、汤振基、党应时、黄念、罗福政、李慧林、唐金堂、曾五连、黄深、梁意等,绝大部分是广东匠人。

  此外,依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专家的说法,自乾隆朝开始,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开始向粤海关发样,要求其按样制作画珐琅呈进。广州因此大量烧造画珐琅。这些“粤海关试作”促使广州画珐琅工艺突飞猛进,并造就了广州这一产业的鼎盛。于是,广州画珐琅的制作不仅要满足本地、各省和皇家的需求,还要在本地为国外加工。部分工匠甚至到国外制造画珐琅。到清中后期,广州制作了大量外销的画珐琅。

  同是“珐琅器” 区别大不同

  首先我们来明确一点,都是“珐琅”,“景泰蓝”和“画珐琅”区别到底在哪里。

  简单来说,两种工艺都是采用“珐琅料”加工而成的,但景泰蓝为金属胎,属于铜器;而画珐琅为瓷胎,属于瓷器。作为“铜胎掐丝珐琅”的景泰蓝,约在13世纪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,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。初期它均为官营宫用,直到清朝后期才作商品在市场上流通,道光年间开始出口海外。它的基本技法是先将石英、瓷土、长石、硼砂及一些金属矿物等原料磨成粉,然后将它们涂在金属胎体上,经焙烧冷却后,镀金磨光而成。掐丝珐琅制品的五彩花纹具有宝石般的镶嵌效果,其特点是追求黄金般的华贵,宝石般的晶莹,彩虹般的色泽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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